“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十二点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了……”这份字字句句催人泪下的家书，是著名革命烈士刘伯坚在英勇就义前写下的。
如今，在平昌县城北佛头山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内，矗立着一座２３．５５米高的刘伯坚烈士纪念碑，碑体正面是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刘伯坚烈士纪念碑”八个镏金大字。每年都有数十万群众自发前来祭拜，重温刘伯坚的感人事迹。而他曾经贫穷落后的家乡也依托文旅产业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新路子。
刘伯坚的《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提起革命烈士诗抄中“带镣长街行”的诗句，人们就会想起刘伯坚。这位曾留学法国、苏联的四川才子，在争取改造西北军的工作中有过突出的功绩。他临刑前的正气凛然，更被周恩来等许多同志称颂，并且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光辉楷模。
刘伯坚“川北才子”拒绝当县长，宁愿出国当穷学生；后来在留苏时担任了三年“党内驻苏大使”被冯玉祥特邀入西北军主管政工，后从事我军政治工作直至牺牲。
刘伯坚，原名永福，1895年生于四川平昌县一个开栈房的小商业者家庭。他聪明好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上中学，后又考入万县的川东师范、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的前身）。刘伯坚从小目睹民众苦难，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府尹一度要他当秘书，并愿任命他为县长。刘伯坚却不愿就这个“肥缺”，毅然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赴欧，先到比利时，后到巴黎，一边做工一边学习。
当时，西欧正经受十月革命的冲击。刘伯坚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刘伯坚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并因待人和蔼及处理问题老成持重，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当时，这个支部不但管理中国党员学生的组织活动，还要负责工作分配和生活，被同志们称作“党内驻苏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大使”。
1926年春，冯玉祥因自己率领的西北军失败，到苏联“考察”并求援，刘伯坚参加接待。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并邀请刘伯坚回国任国民联军的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到西北军后，同上层人物建立了很好的统战关系，还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的部队。1927年4月，他与西安有名的才女、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在西北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7年夏，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产党分手，刘伯坚也被“礼送”到武汉。随后，党中央派他再度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等一同学习。1930年，他回到上海，翌年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此时，蒋介石将中原大战中被他打败收编的西北军主力第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种“一石两鸟”的毒计激起西北军官兵极大愤慨。中央军委马上派刘伯坚主持策反工作，终于使该部1.7万人在宁都暴动，并编为红五军团。刘伯坚随后担任了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长征，刘伯坚被留下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20万国民党军队将留下的3万红军（半数系不能远征的伤病员）压缩到赣南一隅，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在几个月后才接受陈毅的建议，下令分路突围，开展游击战，可惜为时已晚。1935年3月初，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中弹，不幸落入敌手。在被囚的17天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3月21日从容就义。
刘伯坚在西北军只待了九个月就被“礼送出境”，但共产党由此积累了改造旧军队的重要经验。后来蒋介石恼恨地抱怨吃尽西北军的亏
刘伯坚投身革命所走的道路，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党的第一代先驱者们相似，即由中国走向世界寻求真理，由追求民主主义转入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在欧洲学到了革命理论，又回来拯救苦难的祖国，并不惜为此献身。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刘伯坚的突出贡献便在于奠定了党在西北军中的影响。这支旧军队在冯玉祥的带领下，有着相对比较朴实的作风，官兵也大都是较少带兵痞恶习的穷苦农家出身，但他们毕竟是从北洋军阀部队中分化出来的。刘伯坚利用西北军中的有利条件，把革命的思想注入官兵中间，同时用自身的模范作用影响他们，因而才有点石成金、枯木逢春的奇效。
刘伯坚在西北军虽然只待了九个月就被“礼送出境”，但共产党由此积累了改造旧军队的重要经验。对西北军来说，共产党的良好影响此后长存了二十多年——在后来一系列重大历史关头，西北军部队连续发起过宁都暴动、察绥抗日同盟军、西安事变，直至淮海战役开始时西北军最后一支余部还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起义。
蒋介石后来恼恨地抱怨说吃尽了西北军的亏，其根源恰恰在于共产党的影响深入这支队伍，而其中凝结着刘伯坚的极大心血。
西北军官兵反映：“听过刘部长一次演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
1926年9月，在接受了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交派的改造西北军的任务后，刘伯坚陪冯玉祥穿过外蒙古荒原，进入绥远（如今在内蒙古西部）。当地虽然有十几万西北军，内部却很混乱。士兵们军衣破烂，面有饥色，对政治概念一片漠然。为了振奋涣散的军心，刘伯坚到各个军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办各种训练班，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以上。这时，中共中央派遣刘志丹、安子文等二百多名干部到西北军中来，他们都在刘伯坚的统一安排下，分配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干部。这期间，刘伯坚表现出的豪迈气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不少高级军官感到钦佩，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都与他交上了朋友。日后，他们有的成为党的重要统战关系，有的还起义加入了共产党。
刘伯坚身为新建的政治部负责人，职务超过军长，却在一路上同士兵和下级军官一样行军，经常同大家谈心。这些在旧军阀队伍中长期生活的人都说：“‘刘部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官。”刘伯坚的演讲能够道出这些苦难深重的士兵的心里话，因此大家又纷纷反映说：“听过刘部长一次演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由于西北军官兵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由此感到共产党的作风就是好。
临刑前一刻，他给妻子留下一信。可惜，挚爱之妻牺牲于闽西游击区，不能看到这些信件。周恩来对此一直缅怀不忘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突围时负伤被俘。因国民党政府对他定了5万银元的赏格，并将照片发到各“围剿”部队，他马上被认出。粤军一些军官自称“爱惜人才”，劝他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获得自由。刘伯坚却宣传自己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可动摇，使这些人带着叹息和钦佩之感而退。刘伯坚的一些亲属得知消息后，想找过去与他有交情的国民党西北系的要人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营救，刘伯坚去信坚决反对，说自己与他们感情虽好，却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如果去求他们说情，便是“丧失革命者的人格”。
解放时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有当时的审讯记录，刘伯坚的铿锵壮语跃然纸上。敌军故意问：“你们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的回答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广东军阀为了炫耀所谓胜利，故意押着负伤带镣的刘伯坚，在大庾县最繁华的青菜街（如今改称建国路）走过示众。刘伯坚气宇轩昂，使路旁的人们敬佩不已。回到牢中，他写下著名的《带镣行》和长诗《移狱》，并写了几封充满感情的家书。临刑前一刻，他还给妻子王叔振留下一信，里面说：“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可惜的是，他挚爱的夫人也牺牲于闽西游击区，不能看到这些信件。翌年末西安事变时，王叔振的嫂子凤笙将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连同几封遗书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对此一直缅怀不忘，直至60年代还介绍说：“这些遗作，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的烈士给他的亲人的最完整的遗书。”
刘伯坚，聪明好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上中学，后又考入万县的川东师范、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的前身）。刘伯坚从小目睹民众苦难，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府尹一度要他当秘书，并愿任命他为县长。刘伯坚却不愿就这个“肥缺”，毅然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赴欧，先到比利时，后到巴黎，一边做工一边学习。
当时，西欧正经受十月革命的冲击。刘伯坚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刘伯坚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并因待人和蔼及处理问题老成持重，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当时，这个支部不但管理中国党员学生的组织活动，还要负责工作分配和生活，被同志们称作“党内驻苏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大使”。
1926年春，冯玉祥因自己率领的西北军失败，到苏联“考察”并求援，刘伯坚参加接待。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并邀请刘伯坚回国任国民联军的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到西北军后，同上层人物建立了很好的统战关系，还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的部队。1927年4月，他与西安有名的才女、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在西北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7年夏，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产党分手，刘伯坚也被“礼送”到武汉。随后，党中央派他再度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等一同学习。1930年，他回到上海，翌年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此时，蒋介石将中原大战中被他打败收编的西北军主力第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种“一石两鸟”的毒计激起西北军官兵极大愤慨。中央军委马上派刘伯坚主持策反工作，终于使该部1.7万人在宁都暴动，并编为红五军团。刘伯坚随后担任了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长征，刘伯坚被留下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20万国民党军队将留下的3万红军（半数系不能远征的伤病员）压缩到赣南一隅，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在几个月后才接受陈毅的建议，下令分路突围，开展游击战，可惜为时已晚。1935年3月初，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中弹，不幸落入敌手。在被囚的17天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在遗书中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并以“我为中国作楚囚”自豪。临刑前，刘伯坚写了最后两封信，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他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信中谆谆叮嘱他的亲人：“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刘伯坚，１９２０年赴欧洲勤工俭学，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１９２１年，他与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等人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１９２２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曾任中共旅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１９２３年，刘伯坚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
１９２６年刘伯坚回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推动冯玉祥部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举行著名的“五原誓师”，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进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
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投向国民党蒋介石。刘伯坚被迫离开冯部后，先后从武汉到上海，做党的秘密工作，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和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１９２８年，再次被党派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同年，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３０年下半年，刘伯坚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后从上海转道江西，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秘书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
１９３１年底，在中革军委领导下，刘伯坚参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的组织、策划和联络工作，为宁都起义成功举行做出了重要贡献。随后，他担任由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按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要求，刘伯坚等在红五军团建立起党的组织，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对部队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多方面的政治工作，使这支起义部队很快成长为红军的一支劲旅。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１９３５年３月４日，刘伯坚率部队转移突围时，在激烈的战斗中身中数弹，不幸负伤被捕。他在狱中给家人的信中嘱咐妻子和家人：“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１日，刘伯坚壮烈牺牲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刑场，时年４０岁。刘伯坚牺牲后，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2022年，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胜利暨新四军组建85周年。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保持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也牺牲了一大批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刘伯坚，就是牺牲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刘伯坚党的早期组织发起人
刘伯坚，他自幼聪颖，才华出众，志存高远。面对豺狼当道、列强入侵的残酷现实，1920年6月，他远渡重洋，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至1920年年底，赴法勤工俭学者达1600名，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邓小平等一批中国革命的先驱。刘伯坚与他们先后在法国巴黎、比利时沙洛瓦、苏联莫斯科等城市一起学习、生活、战斗，发起和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刘伯坚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中共旅比（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11月，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1928年春，刘伯坚再次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并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旅欧期间，刘伯坚介绍聂荣臻、蔡畅加入旅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团员30余人，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培养输送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和坚强的革命活动家。他与旅欧支部成员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还组织了“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等。理论学习与实践斗争使刘伯坚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不属于人民，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积极投身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迅速地锻炼成为党的优秀组织工作者和政治工作者。
红军学校的创始人
1930年，刘伯坚来到中央苏区工作。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刘伯坚建议办一个“红军随营学校”（也叫“马背上的红军学校”）来提高红军的政治文化素质。他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对刘伯坚说：“国民党有个‘黄埔’，我们就办一个‘红埔’，把红军学校办成培养我党军事政治人才的基地！”1931年11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瑞金建校，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政治干部学校。
刘伯坚说，“一个红军指挥员，既要懂军事会打仗，还要学政治，学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他负责红军学校政治部工作后，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为学员量身设计课程、安排师资。课程结构包括五分之三的军事课和五分之二的政治课；课程内容既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实践锻炼；师资既有专职军政“教授”，也有兼职“教授”。红军学校不打仗时就学习，战时就到前线指挥打仗，战前做宣传鼓动工作。刘伯坚是红军学校的组织者、教育者和领导者。他为此更忙碌了，不仅和战士们一道参加艰苦的行军、转移、反“围剿”战斗，一有空隙还学习和备课，到红军学校去上课，与学员交流谈心。在他的努力下，红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军事政治干部，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同时也为人民军队的军事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
红五军团的奠基人
为了争取爱国将领冯玉祥共同北伐，1926年，刘伯坚应邀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政治部副部长。在刘伯坚的帮助下，冯玉祥重振军威，士气高涨，为后来东出潼关、会师郑州，争取北伐胜利积蓄了力量。是什么让一败涂地的西北军起死回生？就是刘伯坚的政治工作。刘伯坚经常给士兵讲“新三民主义”“为什么当兵、为什么打仗”等。他的讲话受到士兵们的热烈欢迎，甚至在军中流传着“听刘主任一席讲，当关两月薪饷”的口头禅。在他的影响下，刘振亚、袁血卒、王超等同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坚也给董振堂等官兵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为后来的宁都起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1年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西北军的一部分）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让全体官兵义愤填膺。“联合红军，北上抗日”成为爱国官兵共同的呼声。于是，刘伯坚就成为第二十六路军的“救星”。正如季振同所说：“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于是，董振堂等派人探听、寻找刘伯坚。在中革军委领导下，在刘伯坚等人的周密组织、策划下，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毅然加入红军。“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的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使当时的中央红军兵力由3万余人猛增到5万余人，壮大了革命力量。随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简称“红五军团”），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如何把这支起义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红色劲旅？这个重担又落到了刘伯坚身上。按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要求，刘伯坚等在红五军团建立起党的组织，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对部队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多方面的政治工作，红五军团很快成长为中央红军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红色铁流。在攻打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中，红五军团与敌人展开肉搏，让敌人闻风丧胆。
1934年10月，刘伯坚站在于都河畔送别远征的战友，并鼓励他们要勇敢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刘伯坚率部队转移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粤军团长劝降他，但他从未动摇过。这个粤军团长后来对人说：“刘伯坚这个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敌人让他戴着沉重的镣铐在大余县青菜街游街示众，企图以此来瓦解他的斗志，刘伯坚却气宇轩昂，高声朗读着那首荡气回肠的正气歌《带镣行》。在狱中最后的日子里，他给妻嫂凤笙等留下“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绝命书。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金莲山英勇就义，时年40岁。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这是刘伯坚烈士英勇就义前写下的绝笔。刘伯坚从小立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不断寻求革命真理，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军事和政治工作者。
第5次反围剿失败，刘伯坚没有随红军主力长征而是留在赣南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3月4日，在一次突围战斗中，刘伯坚左腿中弹不幸被俘。从这一天起，刘伯坚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
3月5日刘伯坚被押送至监狱，敌人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获得重用，不必做无谓的牺牲。刘伯坚听后哈哈大笑，“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想过怕危险怕死，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
3月11日，广东军阀为了炫耀所谓的胜利，故意压着刘伯坚走过繁华热闹的大街，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他的斗志。刘伯坚拖着10多斤的铁镣气宇轩昂，向街边伫立的乡亲点头示意，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3月16日，刘伯坚在写给兄嫂的家信中特别叮嘱，“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早年留苏并在西北军任职的刘伯坚与于右任、邓宝珊等人私交甚好。此时于邓二人已是国民党高官，如果去求他们说情便是丧失了革命者的人格。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刘伯坚想到了无缘再见的孩子，便给兄嫂写下了一封托孤信：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
3月21日，刘伯坚英勇就义，临行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办。刘伯坚又留给聚少离多的妻子王叔振一份嘱托：“你不要伤心，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十二时到了就要上杀场，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刘伯坚不知道他的妻子没能再看到他的最后嘱托，也没能再见到他们的孩子。
就在刘伯坚牺牲前夕，王叔振率领闽西游击队突围转移时牺牲了。老战友宋任穷后来看到这些书信深有感触地说，“刘伯坚真是了不起，快上刑场了，还那样镇定自若地写家书，信上的字迹和笔画跟平时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真称得上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又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特殊材料”体现在铁一般坚硬的信仰，他们始终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刘伯坚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极其光荣而壮丽。他的杰出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他的不朽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勇毅前行。
